摘 要：社会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规范社会运行的各种政策法规体系、组织机构体系、资源支持体系的总称，既体现社会规范的基本性质，也反映社会管理的特殊需要。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是新时期大家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多视角、多层面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置一系列要紧关系的基础上，科学谋划、统筹推进。
关键字：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要紧关系；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2）07-0019-04
党领导社会建设的能力是党的先进性的要紧体现，加大党的先进性建设需要党在政党政治体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共振中探索增强领导社会建设能力的有效渠道。目前，国内经济社会每个范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企事业单位加快重组，社会组织加快进步，愈加多的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相对于迅速变动的社会结构、迅速流动的人口、日趋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多样化的群众需要，大家的社会管理还存在不少不适应的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进步。加大和革新社会管理，切实解决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新时期党领导社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大和革新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1]加大和革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一项要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对于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达成国父母治久安与人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具备重大策略意义。加大和革新社会管理，建设包含法治化的规范体系、人本化的保障体系、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立体化的防控体系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系又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在加大和革新社会管理中，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置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构建中的一系列要紧关系，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内社会管理的客观规律，不断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1、以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与进行社会管理实践探索的关系
构建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大家党在新的年代背景下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为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的而领导的最新社会建设实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进行。同时，因为转型中国的社会范围正面临前所未有些矛盾和问题，社会管理势必是一种探索性的革新活动。通过对国内社会管理实践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的提炼升华，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健全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现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打造，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也基本形成，并在实践中逐步健全。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框架还不健全，亟待完善。一方面，随着着愈加复杂的多元社会和公共整理的需要，大家愈加需要更为理性的社会管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出色传统思想，吸收了人类社会建设的有益经验，丰富、进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对中国特点社会认识的重大理论革新和思想升华。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点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需要相契合的角度说，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可以使民众合理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一个可以正确处置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分工关系的社会，一个可以通过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运作机制维持相对稳定与动态平衡的社会。[2]其次，缘于国内社会进步与经济进步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愈发突出，反映年代需要的社会管理实践探索应运而生。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管理格局。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革新社会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付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进步的社会。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社会管理的新经验，应在认真总结、科学凝练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加以丰富和健全。因此，大家要擅长以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导国内社会管理实质工作的顺利拓展，以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促进理论的健全和提高，最后达成理论和实践的一同进步。
2、坚持党对社会管理的领导与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用途的关系
国内社会管理的实践充分证明，具备高超领导社会智慧和强大整理社会能力的执政党，一直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要紧条件。厘清党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角色、职能和形象定位问题，对于加大和改变党对构建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的领导，防止和消除党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越位”、“缺位”、“错位”和“不到位”现象，至关要紧。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的根本保证，需要一直坚持党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地位。在社会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效地促进社会整理。需要牢牢把握社会建设的方向，以社会范围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引领和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需要一直坚持公平正义的导向，以社会规范尤其是法治建设为保障，打造文明法治、公平正义、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需要切实加大党对社会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社会建设。同时，党的领导地位需要打造在党的先进性建设基础之上，需要在领导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社会组织中得到体现。要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用途和党员的先锋模范用途，积极组织和参与社会活动，起到联系群众、服务大众、表达诉求、解决矛盾、关怀社会、协调利益有哪些用途，从而取得群众的拥护和社会的支持，确保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次，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的主体力量，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用途。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为自己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的有机统一。党组织是不是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用途，是社会管理中是不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分界线和试金石。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打造完善回话公众诉求的表达机制、协商业机会制、对话机制和承诺机制。为此，一要坚持开门立法，健全重大决策的咨询、公示、听政和旁听等规范，增强立法、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二要完善特邀政风监督员规范，健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参事反映社情民意的“直通车”规范；三要推行互联网问政、微博问政、媒体问政和公民平台等交流方法，拓宽公民知情、参与和监督的途径。 3、强化政府的社会主导协调职能与构建多元社会管理服务主体的关系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与各类非政府主体等之间的关系，实质在于各方是不是可以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服务的管理中找到各自的角色地方。毫无疑问，政府对社会进步负有主要责任。但进入公共管理年代，政府只不过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块构成公共管理中的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主体。目前，各级政府要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协调用途，同时又要树立社会参与、一同治理的理念，逐步解决社会协同缺少、公众参与不够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和协调的中心地方，需要对社会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干涉。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势必需要。对于各级政府来讲，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就是要切实承担起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协调社会矛盾、保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职能，与重视健全社会政策，尤其是看重解决就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同时，要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要为导向，整理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实行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其次，伴随社会的多样化进步，社会管理服务主体也需要走向多样化。社会协同，是整理社会管理资源、健全社会管理格局的要紧渠道。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国内出现一大量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与基层执法类中介组织等，他们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间发挥着要紧的联系和服务用途。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市场中介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有哪些用途，发挥基层组织协调利益、解决矛盾，排忧解难有哪些用途。加大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与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逐步打造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公共管理主体一同治理的新格局。总之，社会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中介、公众广泛参与的过程，应打造完善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服务力量互动，既坚持政府主导，又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有哪些用途，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3]
4、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推进保障和改变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关系
国民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是改变民生的要紧保障，而民生改变不止是经济增长的最后目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践证明，只有提升生产力水平，扩大经济规模，才有条件进步各项事业，促进社会建设，使人民群众可以享有经济进步的成就。但，假如只有经济的增长没利益格局的合理调整，并不势必使广大人民常见受惠。相反，打造在市场或非市场角逐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许会使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差距扩大，甚至会使弱势群体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反过来致使国民经济的停滞和社会危机的生成。因此，社会管理要搞好，需要在经济进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变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为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改变民生政策的供给机制之间存在固有些体制冲突，导致大家的经济增长长期游离于民生改变以外。这就需要从体制变革的角度着眼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变之间的权衡问题。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政府需要合理调整自己的社会职能，将改革与进步的目的定坐落于民生的改变，经济增长只不过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民生问题，实质上是政府的公共服务问题，包含政府总体公共服务职能中那些直接影响人权情况和平时民生水平的公共消费品的生产与供给，如，城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等，基于现有条件的住房等社会保障和救助与生产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能否得以改变取决于公共服务体制的三方面绩效：一是政府能否提供足量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即规模绩效；二是在既有公共服务投入规模的条件下，能否高效率地将公共服务投入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出，即效率绩效；三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否公平、均等地提供所有有公共需要的民众，即均等化绩效。”[4]民生的改变与公共服务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密切有关。同时，不能离开有效的社会运作和适当的规范安排，包含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形成改变民生的公共服务体系。大体上说，政府应当将重点放在解决最基本的、常见的民生问题上；企业应主动担当经济效益与职工收入同步增长的责任，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组织则应通过引入角逐机制、减少服务本钱，发挥参与提供非公共物品，如水、电、气与社区服务的优势。
5、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与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关系
近几年来，国内社会转型中利益结构调整引发的利益冲突、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心理失衡，日益增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腐败现象加剧致使的政府信赖危机等，紧急威胁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构建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需要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方面，处置社会利益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置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伴随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组织形式、分配方法愈加多元化，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也愈加复杂化。这类矛盾在表现的方法和程度上，呈现出群体性明显增多、对抗性明显增强、风险性明显增加的态势。一些具备一同利益的群众形成群体，以非理性的方法表达诉求，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5]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底层社会群体利益表达途径不畅、利益分配格局紧急失衡、利益整理机构代表性不足、矛盾调处机构权威性不够。为此，需要打造完善正确处置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方法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准时地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打造完善社会舆情汇集和剖析机制和社会利益矛盾协调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途径，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要，妥善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其次，达成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表面上看是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员工的作风和行为方法问题，实质是滥用权力获得有益于达成部门和个人利益的机会，破坏规则正义和分配公平的行为，结果总是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利益补偿、就业、政治参与、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权益方面受损。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对社会管理来讲，最紧急的破坏是直接引发或加重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紧急危及整个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进步。因此，需要坚持教育、规范、监督并重，实行标本兼治、纠建并举，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着重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打造完善准时发现和纠正侵犯群众合法权益问题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降低社会矛盾的发生，维护好、达成好、进步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6、提升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与构筑保障公共安全长效机制的关系
伴随风险社会的到来，达成社会管理很态化与正常的状态结合、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构筑主动防控与应对处置、传统办法与现代办法相统一的公共安全长效机制，成为新时期国内社会管理的要紧任务。近几年来，国内的公共危机应对管理遭到党和政府的高度看重，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逐步提升，保障公共安全的规范建设不断加大。然而，尽管全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城市政府迅速组建了不少基本类似的应对管理机构或部门，但在管理体制上依旧存在职能重复、职责不清、关系不顺等问题，在不少公共危机管理中很难发挥应有些效能。加之，国内现行公共危机应付重视于事件爆发后采取紧急的应付手段，总是加强了突发事件的应付本钱，甚至丧失了突发事件的处置机会。因此，一定量上可以说，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当由组建机构、健全法律的体制创建阶段向机构资源整理、高效有序的体制革新阶段转变，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责任制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是构建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打造完善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增强处置突发事件和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其次，要加快健全公共危机源头治理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准时解决。为此，一要健全“预防为主、预防与应对并重”和突出“风险管理”的公共政策，使诱发重大突发事件的风险原因消失于无形之际；二要完善公共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依法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三要打造统一部署、规划和协调社会应对事件与防范、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的专门管理机构，防止部门、条块分割导致的多头管理、推诿扯皮而贻误战机现象的发生；四要培养一批社会应对救援工作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切实提升处置突发事件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挽回社会经济损失；五要强化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理念，打造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一同参与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局面；六要加大应对管理决策部门与社会媒体和智囊、实行部门与社区和居民等的迅速交流和密符合作，保证信息传播的准时性和准确性、事件处置的有效性和预后性。[6]16
7、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培育现代社会公民公共意识的关系
社会价值是社会进步的要紧内容，而社会共识是社会规范的价值基础。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建设的要紧组成部分，尤其是社会信仰的建树尤为重点。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觉得，任何规范形成时没不是带有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规范的运行，不管大家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7]社会价值是在肯定的社会日常，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进步，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别人负责的基本公共准则或理念；社会管理则是在肯定的一同价值基础上，大家处置社会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与过程。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不止是一种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种管理方法的革新，更是一种社会管理价值取向的转换，是在转换与重构中确立起人的内在价值精神。构建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势必需要达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培育现代公民公共意识的有机统一。从价值功能来讲，达成社会和谐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与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代表社会的进步方向，反映年代的基本特点，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真的发挥用途，需要得到大家的感知、领悟和认可，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共识，进而内化于心，成为自觉行动。因此，要通过反映民生需要，宣传先进典型，发挥渗透功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现实性、示范性和有效性。从价值内涵来看，大家社会生活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对社会一同体的一同价值不断认可、传递和延续的过程。现代公民公共意识既是一种民众权利意识，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具体体现为视自己和别人为有权利、有尊严、有价值的人，勇于维护自己和别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包括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也包括着对自我和别人权利和价值的意识，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9]和谐社会需要以公民社会为基石，以民主法治为目的。培育现代公民公共意识是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完备的法治国家的一项社会基础工程，需要重视在按部就班中推行课程化策略，在贴近日常实行启蒙式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价值性认可。
8、借鉴海外社会治理经验与革新具备中国特点社会管理模式的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比国内更早进入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社会管理经验。如，政府高度看重社会治理的规范建设，对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优化设计，采取人本化、分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治理取向，特别是特别重视社会保障规范和政府应对管理建设。倡行以人为本，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以分权共治为本，变单中心治理为社区共治；引入角逐机制，变政府垄断为产权多样化；打造政策评价规范，变暗箱操作为民主化管理等。[10]建设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应当树立全球视线和世界眼光，积极借鉴海外的成功做法。但，因为发达国家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在合作管理中的地位和用途所作出的规范安排不同，各国的社会管理呈现出不一样的具体模式，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也会有所不同。同时，国内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及历史传统、现实国情、进步方向等方面与西方国家都有非常大差异。假如牵强附会地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就可能出现“无根之木”或遭遇“不适之土”的尴尬局面。现在，国内社会管理与国情和社会主义规范大体上是适应的，建设中国特点社会管理体系需要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国内的政治优势和规范优势。同时，国内社会管理不断面临新形势、新状况和新任务，需要大家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办法推进社会管理革新，努力使大家的社会管理模式既反映人类文明和年代需要，又具备中国元素和地方特点。
2010年十月，国内确定35个市（地）、县（市、区）作为全国社会管理革新综合试点。一年多来，各试点区域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原则，以改革革新为动力，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革新体制机制为保障，努力探索具备年代特点、中国特点和地方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获得了很多成功经验，产生了非常大示范效应。如，广东深圳积极推行以社会建设为基础的“织网工程”，织造了一个功能完备、互联互通、群众得便宜、覆盖各阶层的民心网、服务网；北京朝阳区在农村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大力推进村庄社区化管理，将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健全、文明和谐的新社区等等，应当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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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